奥巴马再颁禁钻令急挽民望

例如，出台统一的《行政裁决法》、《行政仲裁法》、《行政调解法》等，来提升行政司法化法律依据的层级，解决其上位法少、依据分散、体系化不够、地方法制不统一的问题。

如果这些独特价值的保护和发挥不能通过民法来保护，则只能通过动物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的行政法律规范来解决。如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之中，对一些珍稀动物及其组织、器官（如象牙、虎皮）、制品的处置甚至交易作出了明确的限制，有关的国际公约也作出了限制，作为民事基本法律的《民法典》除了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和如何对待动物作出规定之外，还应对动物组织、器官及其制品的法律地位和特殊对待要求，特别是受管制的动物组织、器官及其制品，如象牙、熊掌、虎皮、虎骨、麝香等的持有、运输、转让、销毁等作出基本的规定。

[4] 四、三套建议稿的不足和改进建议 纵观全文，三套建议稿在动物的法律地位、如何对待动物、如何处理《民法典》与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法律关系的问题上，方法是正确的，与世界各国主流民法典的设计模式也是基本靠拢的，值得充分肯定，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值得进一步修改完善。二是三套建议稿都把动物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来对待。第13条（公序良俗原则）规定：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它们受到特别法的保护。按照现代法制发展的协调和互助要求，基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可以对民事法律关系作出行政法上的约束规定，如为了保护环境，规定不得擅自放归野生动物。

如一些国家的法律把动物的法律地位上升为人类的伙伴生物，如德国1998年修订的《动物福利法》第1条规定：本法的目的是，基于对伙伴动物[1]的责任心，人类应保护生命和动物的福利。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得引起动物疼痛，使其遭受痛苦或者伤害。余凌云的《现代行政法上的指南、手册和裁量基准》一文以英国的非正式规则为参照系，结合我国实践和理论，逐一分析了指南、手册和裁量基准的效力、公开、制定主体和程序问题，指出它们对内因行政科层制而具有拘束力，对外呈现多样化的效力形态。

接下来，我们将回顾传统行政法理论框架中有显著贡献的文章，再讨论在新行政法进路上的贡献，并对部门行政法的研究作附带的评论。[32]刘飞：行政诉讼类型制度的功能，《法学研究》2013年第5期。[46]戚建刚则从纠正市场失灵的角度，探讨引入温和自由式监管工具和温和家长制式监管工具，[47]建立系统的信息监管制度。而以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调解和非拘束行政计划等其他非强制性行政行为为主题的论文稀少，在此不展开论述。

莫于川、王宇飞、雷振：我国行政复议证据制度的突出问题与完善路径，《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在风险规制研究中兴起的风险预防原则也获得了较大关注，表明新行政法的研究已经在逐渐渗透传统行政法总论。

[66]这篇文章是作者发表于2011年的《中国食品安全标准法律制度研究》[67]的姊妹篇，梳理了中国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历史演进，分析其在标准规范体系中的地位，探究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内容如何形成，制定程序如何规范等，较为体现关注公共政策如何为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路径设计问题的法政策学的色彩。[39]这一研究从司法实践中提炼法律解释技艺，颇具有典型性。[44]关保英：行政法案例的范畴及价值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总体而言，我国部门行政法研究的覆盖面仍然有限，对一些当下正在进行的重大的行政规制改革(如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作出的回应仍不够强。

这两年中若干专论行政组织法的论文都是拋开行政主体的概念，直接探讨某一行政组织设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63]对行政决策的研究，可以从行政过程论这样的基础理论获得启发。(一)风险规制 在对风险规制的研究上，已形成了一个可观的创新集群，在主要中文核心期刊上以风险规制为主题的行政法文章达到二十多篇，而其中食品安全又成为一个最为热门的论题。正是基于这种方法论的自觉，许多学者已经在大力推进行政法案例研究，试图在司法判决与理论研究之间形成紧密而有效的互动。

德国行政法自奥托#8226;迈耶以来，以基本原则、抽象概念和法释义学为核心元素，形成了一个建立在经验与逻辑、传统与现实基础上的完整体系，在赵宏看来，其实现体系化的基本经验，值得中国行政法借鉴。在《中国行政法学发展评价(2010—2011)》中，[1]我们曾以中文学术期刊论文为基础，简要回顾了中国行政法在两年内的研究进展，并提出了三个维度的评价标准：第一，有无提出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并作出有力的回应？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对其他研究是否具有借鉴意义？第三，其知识背景是否对其他研究具有启发意义的独特性？本文将继续运用这一尺度，对2012—2013年期间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做出评估。

[7]鲁鹏宇：法政策学初探——以行政法为参照系，《法商研究》2012年第4期。参见沈岿：监控者与管理者能合二为一吗？——行政法学体系转型的迷思，未刊稿。

朱应平：澳大利亚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析，《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是进来最为系统的推动行政自制的中央文件，其在发布之后的贯彻实施，使学界在2012—2013年期间保持着对于裁量权基准以及政府自我规制的研究热度。但与此同时，我们无法直接复制域外行政法理论与制度的整体性，而只能是基于我国自身的实证法体系去探求这种整体性。[12]应松年的《完善行政组织法制探索》一文对完善中央及地方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组织法制进行了探讨，是其中少有的从宏观角度探讨行政组法的文章，参见应松年：完善行政组织法制探索，《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一)行政法基本原则 法律原则是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6]江利红：以行政过程为中心重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法学》2012年第3期。

必须真正加强司法权威，增强司法独立性，否则《行政诉讼法》的修法也难以发挥行政诉讼的原初目的。在同位规划之间发生水平冲突时，则应在法定空间内按照协商原则予以调整。

何海波《困顿的行政诉讼》一文根据全国历年的统计数据，按照一审受案和结案情况、二审和再审情况以及诉讼程序和执行情况等几个主题，分析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施状况。风险规制中的信息工具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48] 戚建刚、杨小敏、易君则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进行了探讨。在相关研究中，征收补偿标准、公共利益的界定等议题是最为热门的话题。

(四)行政监督和救济法 行政诉讼一直是行政法研究中稳定的重点和热点，尽管其基础理论已趋于稳定，《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还是带来了一轮研究行政诉讼的热潮。这就需要加强行政诉讼制度的整体关联性，而作为制度建构基础的行政诉讼学理，需要相应强调周密的逻辑性，提升体系的完整性。这一现象背后是一种愈益清晰的意识，即行政法学体系的整体性建构，离不开以司法审查眼光审视行政过程的自觉。在2012—2013年期间，不同进路上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推进，学者的方法论意识也日益清晰。

(五)法解释学方法与案例研究 如前所述，中国行政法理论无法靠照搬域外制度和理论而建立自身的体系性，而只能立足于本土的制度和实践来寻求。在日常研究中模拟法官眼光的学者，当然要关注和参与司法审查制度的改革，以将这种审查的注视调整到比较舒适的位置。

这事实上意味着，站在管理者角度审视行政法，仍然无法回避对行政过程的司法监控的问题，然而监控者与管理者如何才能实现视域融合呢？ 行政法学界的体系焦虑，最终将落实到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上去——如果要编撰一本新的行政法学教科书，采用何种框架体系，才能较为妥善地整合学界出现的诸种不同方法论主张？就2012—2013年的期刊论文来看，关于教科书编撰体例的讨论，尚未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但从行政法学界目前的问题意识出发，我们可以预测，相关讨论很快就会升温，成为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13] 《行政强制法》于2011年6月的通过，带动了一批关注法律实施的研究成果的出现，探讨行政强制法基本原则、行政强制的种类、行政强制主体的限定性、行政强制程序的细化等问题。

创新点主要集中在风险规制和行政自制上，在行政决策、合作治理等问题上亦有推进。杨登峰基于具体的案例分析指出，所谓过程性信息，其实质是尚未制作完成的非正式、不完整因而不具有使用价值的政府信息。

[55]熊樟林：裁量基准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3期。[42]而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5号(涉及《行政许可法》的解释)以及第6号(涉及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序)，都引发了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有若干论文围绕着这两个指导案例进行了探讨。[61]高秦伟：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基于合作规制的法理，《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35]于安：公益行政诉讼及其在我国的构建，《法学杂志》2012年第8期。

[9]高秦伟：在法律解释与政策形成之间——行政法解释方法论研究，《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八辑，页27—52。在2012—2013年的期刊论文中，比例原则仍然是学者关注的热点，有若干论文探讨比例原则及其在具体行政领域的运用。

[64] 值得一提的是，在处理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依法决策的关系的时候，域外已有一些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讨。长期以来，中国的部门行政法研究偏弱，论域比较集中，覆盖面不广，对许多领域的重大改革很难作出回应。

而对私人主体的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除了需要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等诸多方面加以制约外，还特别需要在标准制定的正当程序上强调公开、平衡、合意与协调等因素，强化对私人主体自我规制的再规制，欧美国家在公私合作背景下出现的私人行政程序法(privat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理论，值得借鉴。这一梳理的意义及于整个公法学，如作者指出，机关法人、机关犯罪、行政主体乃至行政法人等法律或法学概念，以及一系列以国家机关为原告的名誉侵权案、敲诈勒索政府案司法判决表明，我国公法与公法学体系欠缺清晰的法学国家观。